导读
“始有暨南，便有商科”，暨南之经济学科史绵延至今百余载，威尼斯欢乐娱人v675成立四十年，黄炎培、马寅初、王亚南等一大批名师鸿儒执教于此，他们耕耘学术沃土、培育栋梁人才，为威尼斯之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学院庆祝建院40周年之际，特推出“暨南经济学人”系列文章，以表达敬意。 |
程瑞霖（1900-1943），号英霆，湖北广水人。求学于武昌中学，上海中国公学，在英国伦敦大学威尼斯欢乐娱人v675专攻经济，获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即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并受国民党中央委托办《政治评论》周刊。1937年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联络、接济不愿事敌之教育界人士。经常在《中美时报》发表坚持抗战的文章，怒斥汉奸事敌。著有《通知经济与通知政治》等论文。
与暨大的不解之缘
1935年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次年任教务长。不久，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兼国际贸易系主任。1937年上海沦陷后，暨南大学旋即迁入公共租界，工作无人主持，危难之际受命代理校长。1943 年盛暑 , 与师生游泳 , 不幸失足没顶 , 遗体葬湖南所里，年仅43岁。
对商科教学的改革
1935年，程瑞霖教授兼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尽管商学院在30年代中期已经算是一个有基础的学院，但是仍然存在课程不合理、招生质量不够强等问题。程瑞霖院长为了进一步巩固商学院的基础和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对商学院教育教学以往的弱点和问题进行了整改，提出如下改革要点：
提高教学效率
提高教学效率。减少不太要紧的课程的开立，重要的课程在四年中适当均衡的分配，使得课程设置合理化。倡导教师在校内住宿的时间更长一些，希望能够加强教师对学生的课外辅导。
改进考试方法
改进考试方法，严格考试纪律。
注重实际问题研究
编印《商学季刊》，引导学生独立研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论文竞赛和向专业刊物投稿。
开办学校银行
创造学生实习的场所，希望学生可以结合银行实习的经历，研究实际生活中的新币制问题。
加强假期实习
提倡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在通商大埠的各个公司、银行进行实地考察和实习，明确商学学习中的问题以及研究实际问题。
注重实际问题研究
提高新生标准。在新生考试时注重学业程度的要求，还要培养努力向学的习惯。
临危受命
1937年9月23日，何炳松校长因事离沪，所有校务都由商学院院长兼总务长程瑞霖代理。当时暨南大学处于日军占领区的四面包围中，形成了“孤岛”状态。日本人控制的伪上海政府成立了“教育科”，并在上海各地成立了一些伪校，关于暨南大学的不利传闻也逐渐增多。为了打破这种传闻，校方利用1938年短短的春假，匆忙地筹备了一个月，搬迁到法租界陶尔斐斯路四合里38号上课。在这里，学校渐次扩充图书仪器，延聘了不少名教授，好学的空气非常浓厚，理商两学院的实验实习课程，也逐渐地接洽到地方开始举行。
“五不”读书法
“一不”读书不能照古法
焚膏继晷的方法，虽然是最严格的、确实的，却很容易使学者灵机闭塞。
“二不”读书不能躐等
我进中学时，在算学英文上面吃了很多的亏，便是由于躐等。
“三不”读书不能务外
先尽了读书的责任，才能尽救国的责任。
“四不”读书不能尚强记
强记等于急水过田一样，绝对不能发生深厚的影响。而且这一种办法，使得脑筋一时运用过度，失了弛张的正轨，是极有害于脑力的。
“五不”读书不能贪多
研究的范围大而都能融会贯通，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可是平常的人(不是有特殊天才和体力的人)体力和聪明都有限，还是缩小研究的范围好一些。
为国家保存文化
在郑振铎抢救珍惜文献书信日记辑录中提到他在购买元明杂剧的剧本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问题。辑录中写道他向程瑞霖先生告贷，程瑞霖先生一口答应了下来，并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吧。”半年之后方才还款，但是程先生并不曾催促过他一声。
程瑞霖的文章----个人读书的经验
我生在一个很闭塞的乡下地方，读书生活是六岁开始的。我从六岁起，受私塾教育，直到十六岁才进中学。我在经、史、子的中间整整的混了十年。就这对联诗赋，也练习过不少的日子。我的先生便是我们父亲，是一个乡下地方颇有声名的秀才。父母教儿子，是要“一锄头便掘一个坑”的，我幼年时所受的教育的严格也就可想而知。
我在十三岁时，考进了本县所立的中学，刚刚住到两个月，父亲来城检查我的功课，认为太松懈了，立刻逼着我把铺盖卷起，一同回去。又过了三年，才让我去住府立的一个中学。刚到这个中学里面，教员和监学、校长，都夸赞我的文章，我很有点骄矜自喜，似是数学根底不行，英文完全没有学过，这两个重担子一齐加到头上来，真是辛酸辣苦四味俱全。幸亏那时很有要强的心，常常在天未大亮的时候，起来燃洋油灯读英文习数学。吃了这一种苦，算学英文总勉强跟得上。住了一年半，参加一个极无聊的风潮，被学校开除了，便转到省里的一个中学来。在这个事变当中，受了父亲的严斥婉训，我下决心好好地读书了。在转学后的一年中，成绩确是不坏，英文和数学竟一步一步地抢到所有同班的同学的前面了。我的中文，在未进中学前，虽然可以写，但还觉得有点费力，有时且不中父亲的意，等到进了省里的中学以后，眼界渐广，忽然间“心如灵犀一点通”，可以放笔为文，头头是道。直到这个时候，父亲才不再从信里寄题目来，限我多少天内作好文章寄回去。
可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渐渐不佩服线装书了，我反对线装书了。每到假期回去，常常和父亲辩解五经四书的价值，古圣古贤的价值，父亲说不过，便带着笑意的说一声：“狡辩。我不同你说。”我反对线装书，尤反对诗词歌赋，我把我以前的旧稿都烧掉了，立志不再弄这种“无逻辑”、“无补国计民生”的劳什子。我真想不到时代进展到现在，还有些留学生之类的先生们，平仄声远未弄清楚，作绝工架还不大明了，居然抄些前人诗句，夹些自制的半通不通的句子，以抒其怀古的幽情，伤今的绮感，以求附托风雅，倾倒众生！话虽如此，但是我自己深深感觉惭愧，因为我虽然丢掉线装书，丢掉诗词歌赋，我还是毫无成就。
到了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忽然“不安于校”，当了什么学生会的代表，常常出去开会，对功课渐渐模糊了，到了考的时候，便在晚间偷着点蜡烛，拿出“强记”的本领，来应付第三天的考试。校监某先生平素很器重我，知道我因为当代表而疏忽了功课，曾有两次劝我还是安心读书，不要用强记的聪明来应付考试，我却暗景的嗤之以鼻。
进到大学以后，在头二年确实用了一点功，后来便又松懈了。到了要毕业的一年（民国十四——十五年），就加入了国民党，同时又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在这时，我的思想变得很厉害，根本看不起大学毕业文凭。出校以后，绝不过问发文凭的消息，我的文凭还是一个朋友带领，在毕业的第二年秋天寄给我的。
在社会上胡乱混了两年，觉着学识不够，得着一个机会，便跑到英国去念书。这时真想读书，可是中了贪多的毒。我研究经济学，打算把经济学的各部门都吞下去。自以为很读了几本书，可是一回到中国，遇着爱重“专家”的先生们，问我专的是什么，我简直瞠目无以对。
以上是我读书的简单经历，从这种经历上面，我认为：
（一）读书不能照古法——焚膏继晷的方法，虽然是最严格的、确实的，却很容易使学者灵机闭塞。我虽然不能说我幼年所受的严格教育为无用，但我终以为是危险的。我相信：一个蠢才在那种教育方法之下，只有被弄得更蠢。
（二）读书不能躐等——我进中学时，在算学英文上面吃了很多的亏，便是由于躐等。（注：躐等意思为不按次序）
（三）读书不能务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都是似是而非之词。青年人最容易接受这种理论。青年人应该认清楚自己做人的时代程序。读书的时代在前，救国的时代在后。先尽了读书的责任，才能尽救国的责任。救国是如何巨大繁复、幽深曲折的事业，岂是读书未成的学生所能尝试的。在求学时而欲务外，无疑的是误了国又误了自己。
（四）读书不能尚强记——强记等于急水过田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绝对不能发生深厚的影响，所以凡是强记以应考试的，一到考试完了，其所学的也完了。而且这一种办法，使得脑筋一时运用过度，失了驰张的正轨，是极有害于脑力的。
（五）读书不可贪多——古人曾说过“务广而荒”，这就是说贪多的毛病。研究的范围大而都能融会贯通，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可是平常的人（不是有特殊天才和体力的人）体力和聪明都有限，还是缩小研究的范围好一些。
